在这样的决策观念和决策体制下，以投资项目为核心的稳增长计划，不但在中央层面决策毫无障碍、容易通过，而且也能够获得实施的机制和财力保证。

遗憾的是，这些年我们在很多行业并没有尊重上述产业演进规律，而是以种种理由、用行政手段干预产业的正常竞争，迫使很多有正常经营能力的企业因为各种主管设定的指标提前退出，而不是由于更高效率、更有生命力的新供给的竞争而退出，这不但客观上打乱了经济运行的而规律，而且必然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就是说，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发展，是在旧技术、旧产品、旧模式仍然存在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很多落后产能、过剩产能产品没有销路，之所以迟迟不退出市场，是因为得到了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或明或暗的补贴，让其成为僵尸企业。过时的政策和不合理的管制也会形成供给约束。假定疫情带来了劳动供给数量的减少或劳动力供给成本的提高，自然会形成劳动力的供给约束，如果能够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减少疫情防控一刀切、鼓励弹性就业、降低劳动者个人所得税等措施，增加劳动力供给数量（图1）或降低劳动力的供给成本（图2），就可以带来相应的产出增长，即稳增长。两者都要求破供给约束，不是靠牺牲民营企业、推动产品涨价来变现拯救僵尸企业。（作者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冰为副院长） 进入 滕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稳增长 。

从宏观上看，新供给有着更强的需求创造能力。近几年，中国不少传统产业集中度继续提高、寡占情况越来越严重，自然会对各行各业的新供给形成约束。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讨不来、买不来。

要坚持应用导向、需求导向，进一步丰富应用场景，推动新基建与制造、能源、交通、农业等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培育线上线下融合新经济，探索新基建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教育医疗、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用，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新型基础设施体系。要建设新设施，不断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打造未来竞争新优势的迫切需要，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要掌握数字经济发展主动权，保障网络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难题。

尽管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很大，但是核心元器件仍然严重依赖进口。有利于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

要培育新动能，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对于我国数字经济治理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要切实采取措施加以整治和解决。数字经济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也是提升持久竞争力的着力点。

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要探索新治理体系，建立适应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要求的管理制度。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近年来，我国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等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还印发了《关于加强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意见》、《关于加强国家网络安全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为探索数字经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了中国智慧。

发达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基本经验是由产业数字化迈向数字产业化，而我国数字产业化发展快于产业数字化。要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实现换道超车，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必须更多立足国内，实现自主安全发展，主动化解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确保在极端情况下，我国依然保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数字经济关系到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能否赢得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各地陆续出台相关实施方案和行动计划，初步构建了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具体措施的政策支持体系。只有夯实技术基础、掌握核心技术，才能把控好数字经济的命门， 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事实表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深度融合改变了要素资源配置的结构与效率，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明确规则，划清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促进公平竞争。要密切观察、主动作为，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边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要全面推进数字的产业化、规模化应用，重点突破关键软件，推动软件产业做大做强，提升关键软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我国应当充分利用国内庞大市场与工业体系相对完整的有利条件，借势数字经济发展，打造全球最为开放优化的营商环境，形成最佳的资本和产业技术集成融合的应用场景，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可见，数字经济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能够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因此，要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准确识变，认清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5G通信等数字化科技成果赋能实体经济，在大大改变传统加工制造模式、增加服务可交易性的同时，也促进了集成电路、生命科学、海洋工程、航天航空和物流、金融、商业等诸多领域的新产业、新经济发展。规范数字经济发展，要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高创新性是指数字经济能激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创新活力，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形成倍加的产出效果。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

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前提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和规则制定中充分体现出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擘画了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路径，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有利于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要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要激活新要素，探索数据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安全流通和应用机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头连着巨额投资，一头牵着不断升级的应用大市场，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

有利于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数字经济不仅在需求侧产生巨大的扩大内需、升级消费和引导生产作用，也在供给侧生成广泛的有效供给、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效应。

有利于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对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生产关系变革、人民生活必然产生重大影响。

三 我国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和趋势，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而且违反法律法规、对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构成威胁，必须坚决纠正和治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决策。